在绘画史，乃至整个艺术史上，所谓现代意识，在一定意义上是指发展而言的，实际上主要表现为“新变”，而任何“新变”与独创都意味着对已往模式与规范的突破。这种突破最初可能是局部的，但量的积累必然引起质的飞跃，最后导致新水墨气象的出现与新诗情的重铸。

　　冯远的水墨艺术体现的正是这样的追求。

　　八十年代以来，他坚持在认识传统、理解传统的基础上，与传统文人画的“游戏”笔墨趣味拉开距离，从狭小冷漠的心绪图式转向广阔的现实天地，从简约淡泊走向雄健博大。看得出，他紧紧抓住笔墨的可变性，将其回归到民族文化“重、拙、大”的精神传统，建立自己艺术现代精神的表现形式与语言。他的作品，自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以来，历数《百年家国耻》、《历史》、《创世纪》、《有无相生》、《惑》、《天籁》、《汉魂》等，都显示了他在材质容量规范下的借题发挥能力，给人印象深刻的是，这些作品都表现出对传统笔墨程式的消解，重组为气势宏大、视野开阔、内涵丰厚的精神表现与诗情气象，让我们看到笔墨材质的物质性转化与精神含量的提升。此时，处于诗情中的笔墨语言展示了迥然不同的爆发力与撞击感。

　　在这里，笔随心走、墨与情谐的自由是出于全新精神驱使。如《惑》的泼墨大写、墨色的氤氲幻化、线的滞重艰涩，用以表现人类获得解放的艰难历程和对未来理想的哲人式诘问，笔墨下的思想巨人们正面对一永恒命题的沉思，被表现得淋漓而浑然。

　　显然，笔与墨的超越，局部与整体的统一浑然感，具象与抽象的符号置换，线与面的构成，物质到精神的升华，都显示了现代性的变革。

　　冯远在一系列的史诗性题材中，建立起自己宏观的整合方式。其笔墨语言从传统的疏淡飘逸、逸笔草草中抽离出形态美、黑白构成关系及可变性，又借鉴了西方艺术的造型、体量、结构等美感元素，展示为极具个性化的艺术旨趣与审美追求，那种坦荡深沉、大气磅礴的艺术品位与艺术特色，在当代画坛尤为突出。

　　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：自持恒定的古典水墨系统在二十世纪末的“分析”语境中，开始了无奈的“消解”，这就是说，水墨图式结构的变化首先是语言的变化，而语言的变化又必定是时代、社会和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。

　　冯远在自己的水墨创作中，引人瞩目的是加强了理性因素，特别是对哲学、历史、人生因素的强化，使其作品气象与诗情、结构与语言更偏于冷峻，结果使艺术的至境氤氲着哲学的启示与理趣，成为他作品的审美取向。而类型化和概念化的笔墨方式，始终是中国水墨画的弊端，千百年恒定不变概源于此，它从根本上与绘画的审美特性背道而驰。冯远的水墨艺术，其意义正是建立在对这种倾向的克服上。

　　就直觉感受而言，我们分明看到画家的笔墨灵性与风采都反映在语言形式与结构的“转换”中，他竭尽全力拆解、弱化笔墨传统结构的逻辑功能与符号意义的单一性，而诉诸笔墨的多义性、表现的丰富性、意义的可增生性与美感的普遍性，并因此使自己的灵性与智慧得到充分的发挥。

　　看得出，随着创造性思维模式的直接延伸便是相应语言机制的更新。冯远始终强调以“意象”为核心的结构营造，大大丰富了笔墨在新语境中的自由发挥。看来，冯远更喜欢“意象”叠加的方式，这样有利于扩大笔墨语言的多义性与耐人寻味的形式美感，这正是现代感与更加深沉复杂的当代人情感、精神所要求的相吻合的语言机制的关键之处。

　　这种立足于对人类精神、思想层面的精微而大气的表现，反映了当代中国水墨画的巨大转折与变化：从前瞻性的意义上说，冯远的艺术实践又说明了“语境”的变化所带来的传统水墨语言的自我更新，致使一种新颖的艺术文本伴随着理性的融入，成为真正意义的创造性水墨文本，它既具有民族艺术的精神风骨与现代活力，又有肃穆庄严与运动感。

　　任何高层次的艺术都具备精神的深度，冯远致力于这种博大艺术的整体建构与历史延伸。因此，解读冯远的作品，感觉到其审美空间是极为广阔的，并带有极大的精神意义。画家意在从东西方文化经纬的交织点上，把握题旨的深度与笔墨语言的选择: 显然，他立足于这样的角度—人类文化的精髓既无东西方之分，亦无古今之分，它们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，水墨艺术应该在这一层面发出呼唤，创造出一代既尊重传统智慧的，又独辟蹊径充满现代创造意识的艺术家及其作品。

　　以审美的方式、诗意的手法，对生存的冷峻认知以及思想的洞见与敬畏之心，构成冯远水墨气象与宏大诗情的精神源头。无疑，这需要冲破旧的、狭小的空间，逸出常规、告别古典、拆解经典“文本”的勇气与自信，一种趋于学术性的、激扬的水墨结构形式以新的面貌出现，它同时也为画家提供了一份施展才情的空间。这一切，都属于新世纪。